李慎明:懷念王震同志

來源:《百年潮》2018.8 作者:李慎明 時間:2018-08-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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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慎明:懷念王震同志

2008年4月11日,時任中央政治局常委、國家副主席的習近平在紀念王震同志誕辰100周年座談會上的講話中指出:“王震同志歷經各種考驗,始終表現出共產黨人探索真理的勇氣、忠貞不渝的信仰和高瞻遠矚的眼光。他堅信馬克思主義是科學真理,堅信共產主義是人類最美好的理想,堅信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一定能夠取得成功。”這一評價,完全符合事實。

我在王震老身邊工作十多年。一想起王老,一位真正共產主義者的形象就好像很真切地站在我們這些工作人員的眼前。

王老一生波瀾壯闊、功勛卓著。在土地革命戰爭、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中,他是一員英勇善戰的驍將。黨的七屆二中全會上,他主動請纓進軍新疆,屯墾戍邊,與新疆各族軍民一道鞏固和建設西北邊陲,從各個方面為新疆的長遠發展奠定了堅實的基礎。他把鐵道兵總部從北京搬到施工現場,高質量、低成本建成了黎湛、鷹廈鐵路,鞏固了東南海防,創造了中外鐵路建設史上的奇跡。他率幾十萬轉業官兵在新疆、黑龍江、廣東、海南、云南等地篳路藍縷,創建一大批軍墾和地方國營農場,錘煉出艱苦奮斗、勇于開拓的農墾精神。在“文化大革命”中,他同林彪、“四人幫”堅決斗爭,贏得全黨的尊重。改革開放新時期,他全力推動改革開放大業,始終不渝堅持四項基本原則,是全面貫徹執行黨的基本路線的典范。

人們常常關注重要人物的外在功業和成就,其實,還應關注他在重要歷史關頭、重大問題上的看法和抉擇。

王震政治上十分敏銳,又十分清醒、堅定,在重大歷史關口,或在重大問題上,往往是站在正確的一邊。根據我個人掌握的材料,試著列舉如下:

1931年11月中華蘇維埃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期間和 1932年元旦后在瑞金參觀學習時,王震曾兩次見到毛主席。毛主席向王震當面交代:“要十分注意糾正肅反簡單化、擴大化的錯誤。”回到湘贛蘇區,王震不惜自己被列入“‘AB團’黑名單”,盡心竭力去保護袁德生、王首道、張啟龍、張平化、胡耀邦等一批同志。1942年延安整風時,任弼時說:“張平化有福星高照,碰上一個大膽、負責、沒有機械執行命令的王震,這才大難不死喲!”直到此時,張平化才知道自己當年險些被作為“AB團”骨干分子處死的事。

第五次反“圍剿”中,作為中央蘇區側翼的湘贛革命根據地主要領導人,王震堅決執行毛澤東的軍事路線,取得一個又一個勝利。湘贛蘇區第五次反“圍剿”中,他與任弼時、蕭克一道,頂著王明“左”傾軍事路線的壓力,堅決貫徹毛澤東在中華蘇維埃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期間對他講的要打埋伏戰、運動戰和殲滅戰的指示,在沙市伏擊戰中,全殲湘軍的“王牌軍”第四十三旅,共斃國民黨軍600余人,俘旅長以下1000余人,繳槍2000余支。

長征途中,他與張國燾分裂紅軍的路線進行堅決斗爭,并下令全部燒毀張國燾下發的分裂紅軍的小冊子。賀老總連說:“燒得好!”任弼時夸贊說:“王胡子的胡子就是硬!”

進軍新疆路上和新疆和平解放后,王震不唯成分、出身,聚集大批知識分子與專業人才,放手發揮他們的專長,讓他們為建設社會主義新新疆大顯身手。反右派斗爭中,他又頂著壓力,把一大批所謂的“右派分子”如丁玲、艾青等安置到北大荒、新疆墾區,保護起來。

李慎明:懷念王震同志

王震贊成“大躍進”,贊成早點把我國工業、農業、科技和國防搞上去。但在“大躍進”中,他又不同程度地抵制了“共產風”、浮夸風、干部特殊化風、強迫命令風、生產瞎指揮風這“五風”,并明確反對小高爐煉鋼、過度密植等。

1959年廬山會議時,在彭德懷遭受批判的情況下,王震在小組會上夸贊彭德懷是“民族英雄”。事后,當賀龍與毛主席當面談及此事,毛主席對王震很是贊許,說:“王震不落井下石。”

王震是最早反對和批判“兩個凡是”錯誤方針的黨和國家領導人之一,但是他又堅決主張正確評價毛澤東同志的歷史地位和毛澤東思想。他曾多次鮮明地指出:“在中國,若否定毛主席的歷史地位和毛澤東思想,遲早會是一場歷史大災難。”

他堅決支持改革開放,支持寶鋼上馬,支持深圳、廈門等特區的建設,支持海南島設省,支持更大力度的開放,同時他又堅決主張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堅持黨的領導和走共同富裕的社會主義道路。

他堅決反對“文化大革命”中一些極左的做法,堅持支持鄧小平出來重新工作,同時對毛主席關于保持黨和政權永不變質、關于反對和平演變的思想的認識也在逐漸加深。1988年10月,他在一次內部談話中說:“將來我去見毛主席時,我要對他講,你講搞不好要改變顏色,過去我不懂,現在懂了!”

1988年9月30日,在黨的十三屆三中全會閉幕式上,他主動要求發言,嚴厲地批評了電視系列片《河殤》。他說:“看了《河殤》,傷了我的心……傷了中華民族的心。《河殤》把中華民族誣蔑到不可容忍的地步!《河殤》從龍說起,說我們黃種人不好,說黃種人自私、愚昧,一連十二個‘黃’字”;“為什么這樣的壞東西能夠出來,還出很多書?!我堅決反對這個,要求向中央報告!”事后,陳云同志評價說:“王震同志這一做法,在我們黨的歷史上,還是第一次。王震同志是一位真正的共產主義者。”

他在晚年高度關注戈爾巴喬夫的“改革”。1987年11月,他在閱讀11月2日戈爾巴喬夫在慶祝十月革命70周年大會上所作的報告時說:“戈爾巴喬夫和一些反斯大林的人,都批斯大林優先發展重工業的方針。在戰爭準備和戰爭條件下,優先發展重工業是對的。不這樣,蘇聯就不能打希特勒。”1989年1月8日,他在湖南蓉園賓館對前來看望他的湖南省委領導同志說:“我看,戈爾巴喬夫是馬列主義的叛徒,不管他打著什么旗幟。”1989年底,他在一個內部材料上批示:對戈爾巴喬夫的“新思維”,“應該在捍衛馬列主義的旗幟下作深刻有力的痛斥”。1991年底,蘇聯亡黨亡國之后,王震幾次談道:“西方帝國主義在蘇聯、東歐連連得手,它們下一個主要目標肯定是我國。我們應高度重視。”東歐劇變像一場巨大風暴在晚年王震的心田掀起巨大的波瀾,這波瀾一直翻卷到他生命的最后一刻。

2001年,時任全國政協副主席的馬萬祺曾以《小桃紅?雜詠》稱贊王震:“畢生名利少相關,成敗經見慣。駭浪驚濤已等閑,這其間,頂天立地誰能辨。一雙俊眼,一條好漢,赤膽保江山。”我認為,馬老這樣稱贊王老,既是他的內心深切的感受,又是完全符合實際的。

近些年,常有人問我:王老小學沒畢業,為何一生轟轟烈烈,能有此作為?我想了想,作如下三點回答,不知有無道理。

1.真學、真懂、真信馬列的共產主義者

習近平總書記在2017年9月29日十八屆中央政治局最后一次集體學習時明確強調:“領導干部特別是高級干部要帶頭學習,原原本本學習和研讀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王震老就是這樣。

王震常說:“我是個粗人,一個業也沒畢過。”王震老還說:“我沒有多少學問。深思還可以,熟慮不行,總慮不熟,又不善言辭。”但實際情況是,他把馬克思主義讀到了骨髓里,融入血液里,他是真學、真懂、真信馬列的將軍、黨和國家領導人。

他一生酷愛讀書,第一次接觸馬列著作,可能是在1926年的長沙工人夜校里,他聽共產黨員、湖南省總工會委員長郭亮等講解《共產黨宣言》《共產主義 ABC》等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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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蘇維埃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結束后,王震還在瑞金參觀學習。1932年1月,返回湘贛前,他第二次拜見毛主席。毛主席向他交代:“在緊張的戰爭間隙,要抓緊對革命理論的學習。”毛主席還親筆簽名題字,把列寧的《共產主義運動中的“左派”幼稚病》《國家與革命》《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的最高階段》這三本著作送給王震。這些著作加上《共產黨宣言》等,他讀過多遍。1964年和1971年前后,他響應毛主席關于“認真看書學習,弄通馬克思主義”等號召,還讀過《反杜林論》《哥達綱領批判》《唯物主義和經驗批判主義》等馬列著作,他多次說過:“《共產黨宣言》我沒有讀過100遍,也有80遍了。”《共產黨宣言》中的許多段落,他還能熟練背誦。《毛澤東選集》他也讀過多遍。在他讀過的馬列著作中,到處可見圈圈點點,并不時有所批注。為區別每次讀書的不同體會,他用紅、藍、黑鉛筆和鋼筆等分別注出。

對學習馬列著作,王震不搞教條主義。比如,在讀到《共產黨宣言》中的“中間等級,即小工業家、小商人、手工業者、農民,他們同資產階級作斗爭,都是為了維護他們這種中間等級的生存,以免于滅亡。所以,他們不是革命的,而是保守的。不僅如此,他們甚至是反動的”這一論述時,王震在旁邊批注心得說:“農民,即能理解為農場主、富農。關于農民問題,列寧、斯大林在俄國革命實踐中發展馬克思主義。毛主席領導的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革命的偉大實踐,在農民問題的理論和政策上,豐富了馬列主義的寶庫。”在“流氓無產階級是舊社會最下層中消極的腐化的部分,他們在一些地方也被無產階級革命卷到運動里來,但是,由于他們的整個生活狀況,他們更甘心于被人收買,去干反動的勾當”旁,他又批注道:“對流氓無產者的消極面估計多了。在馬恩時代及其逝世后,直到修正主義背叛共產主義時代,反動性、變節性最大的無不是資產階級豢養的工人貴族。”這就提出了他自己對“流氓無產者”和“工人貴族”的獨特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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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震向專家請教水利問題

王震始終聯系國際國內重大理論與現實問題思考。1965年,他在讀列寧的《國家與革命》時,在“官吏和常備軍是資產階級社會身上的‘寄生物’,是使這個社會分裂的內部矛盾所產生的寄生物,而且正是‘堵塞’生命的毛孔的寄生物”旁批注道:“現在機關有沒有‘寄生物’?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中,毛主席闡明了階級斗爭、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社教和民兵制度。干部參加勞動,反對特殊化。”可能是在1989年,他在讀《共產主義運動中的“左派”幼稚病》時,在“謝德曼派和考茨基派干了一系列的叛賣勾當,阻礙了(部分地直接危害了)同蘇維埃俄國和蘇維埃匈牙利結成聯盟的事業”旁批注:“20世紀后世界共產主義運動的復雜性,決定策略的多樣化和靈活性。但是斯大林逝世后,赫魯曉夫反斯大林,我看戈爾巴喬夫連列寧都背叛了。現在的經驗教訓,就要開動腦筋想想。”

他把學習馬列與讀其他書籍打通。除了學習馬列外,他還讀歷史,讀人物傳記,讀古詩文,讀小說,讀現代科學技術等。任農墾部長后,他有計劃地鉆研了土壤學、栽培學、水利學、細胞學、生物學和遺傳學等方面的有關書籍。毛主席知道后高興地說:“領導農業的,學一點農業科學知識很有必要。”毛主席還讓王震給他介紹了幾本農業知識方面的書籍。把學習馬列與讀其他書籍打通,既加深了對馬列的理解,也有助于在讀其他書籍時抓住要領。比如,他在20世紀80年代讀了美國未來學家約翰?奈斯比特的《大趨勢》,認為該書有不少很值得借鑒的東西。但該書中有這樣的表述:科學技術的發展使得“在政治上,誰當總統都已沒有什么關系,國會也成為過時東西”。王震在其旁揮筆批注:“不能這樣說!”

他對“馬列主義過時了”等各種論調很反感。1983年10月的一天,他說:“現在說信仰馬克思主義是僵化、保守。馬克思主義還不是國外的?共產黨人是最大的‘洋務派’,是最大的改革開放派,把馬克思主義給引了進來。”1983年8月,王震患急性肺炎住院。他在高燒中寫下遺囑:“骨灰撒在天山上,永遠為中華民族站崗,永遠向往壯麗的共產主義。”可以說,他所信仰的共產主義,就是他的靈魂和生命。當有的報刊公開宣揚“共產主義遙遙無期、虛無縹緲”時,王震很是不以為然。1991年9月20日下午,王震把準備翌日在紀念中央革命根據地創建60周年座談會上的講話稿送給有關部門審閱,其中有“我們一定要進一步堅定共產主義信念”的字樣,有關部門明確提出:“共產主義就不一定講了,我們只講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就行了。”王震說:“不改,照講。”此稿照講后,大家反響很好。

王震深信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所揭示的人類社會發展的根本規律,堅信未來的共產主義社會一定能實現。1991年12月上旬,因呼吸道感染王震的病情持續惡化,二氧化碳分壓高達正常人的兩倍,有時還處于昏迷不醒的狀態。清醒之時,他向家人和身邊工作人員提出,要看空想社會主義的著作《太陽城》和《烏托邦》。此后,因病情惡化,被迫做了氣管切開手術。后來,病情稍有好轉,當氣管套管被堵上,能與人對話時,他便問值班護士:“你讀沒讀過康帕內拉的《太陽城》和托馬斯的《烏托邦》?你沒讀過更好,咱們一起學。我原來翻過。我這輩子是看不到共產主義了,能聽聽空想社會主義家的描繪,心里也是高興的。”護士或公務員,誰當班誰念。病情好轉后,王震便戴老花鏡自己讀。大家勸他好好靜養,他說:“你們不知道,讀書學習一是可以增加知識,二是可以增加力量,減少痛苦。”住院的幾個月時間里,他戴著氣管套管,讀了三本空想社會主義著作,接著又開始讀《資本論》。

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總書記反復強調共產黨員和黨的各級領導干部必須堅定共產主義遠大理想,多次批評了那種認為“共產主義虛無縹緲”的觀點。他指出:“共產主義決不是‘土豆燒牛肉’那么簡單,不可能唾手可得、一蹴而就,但我們不能因為實現共產主義理想是一個漫長的過程,就認為那是虛無縹緲的海市蜃樓,就不去做一個忠誠的共產黨員。革命理想高于天。實現共產主義是我們共產黨人的最高理想,而這個最高理想是需要一代又一代人接力奮斗的。”王震老若地下有知,聽到此消息,該會有多高興,多欣慰呀!

1977年10月,王震曾寫下這樣的詩句:“童年饑寒迫,失學階級原。根本三座山,要革它的命。賴有黨領導,帶路毛澤東。三山被推倒,讀書人人要。”

2.平等待人,與人民群眾血肉相連

1986年6月,我采訪了剛剛從軍委工程兵副司令位置退下來的原湘東獨立師老戰士徐國賢。他興味盎然地跟我談了他對老領導王震在湘贛蘇區時的印象:

那時,我是個連級干部,行軍時經常看到王胡子。他總是跑前跑后,前面緊張前邊跑,后邊有追兵后邊跑。正常行軍時,他就鉆到行軍隊伍里跟大家嘮家常、講故事,搞得氣氛很活躍。

他老先生很隨便,有時看上去像個馬夫。最可笑的一次,一只腳穿皮鞋,一只腳穿草鞋,走起路來拐跶著。

他在長沙打工時,學得一手做飯的好手藝。一有時間,他就往連隊跑,袖子一挽,和炊事班一起干起來了。飯做好了,他和大家一起吃。

他把自己看成是一名普通戰士。他對大家很隨便,大家對他也很隨便,當面叫他政委,背后叫他王胡子。他特別能吃苦,凡是吃苦、危險的事,都有他王胡子。他對同志們要求很嚴,但他對自己要求更嚴,個別同志有意見也不好說什么了。

他的缺點就是脾氣急躁一點,有時候罵罵人,厲害時跳著罵。不過他有口無心,罵過人家后,又笑了。他主要罵團級干部,對下面倒是蠻客氣。他對部下是真心好。大家是既怕他,又愛他。

不僅是在革命戰爭年代的嚴酷環境下,王震做到了密切聯系群眾,與人民群眾生死與共,在和平建設年代,王震依然保持他在革命戰爭年代密切聯系群眾的優良傳統。這樣,在與群眾的接觸中,大家都感覺他很親切,心能貼著心,有什么心里話,都愿跟他講。

王震是個工作狂。他個人業余生活很單調,偶爾下下棋,打打牌,那是為了調劑一下腦子。除了工作外,就是兩個業余愛好:一是讀書;二是與人聊天。

李慎明:懷念王震同志

他是“談笑有鴻儒”。他經常與理論家、學者、作家當面或書信共同探討問題,以使學習更加深入。他先后與胡喬木探討毛澤東的《矛盾論》《實踐論》,與鄧力群探討《學習〈論持久戰〉哲學筆記》,與胡繩探討《從鴉片戰爭到五四運動》,與楊東梁探討《左宗棠評傳》,與彭明探討《五四運動史》,與夏東元探討《鄭觀應傳》。20世紀50年代至70年代,他還經常請教數學家華羅庚,農學家金善寶,生物學家童第周、方宗熙、談家楨。為弄清馬赫數是因數還是速度,他還專門請教了空氣動力學家吳仲華等。

同時,他還“往來多白丁”。他沒有官氣,決不擺架子,平等待人,以誠待人。他始終覺得自己是人民群眾的一員,以普通勞動者的姿態,與普通百姓打交道。1992年6月,北京衛戍區戰士楊曉強來到他身邊,照顧他的起居。半夜里,他發現小楊仍守候在他的身邊,便一點一點往床里挪出半邊,讓小楊上床與他一道躺下休息。1993年元旦前一天下午,他讓工作人員推著在院里休息,但到了住所門口,他又堅持從輪椅上下來走進去。到了門口,當執勤的武警戰士向他行軍禮之時,他深深向執勤戰士行了一個近乎90度的鞠躬禮。正因他平等待人,所以他與什么人都能搭上話,聊得上。他真誠待人,人們也真誠待他,愿跟他談心里話。聊天中,他還鼓勵大家講真話,對方講時,他總是認真聽取,必要時,插上一兩句,或是贊許,或是引入深度探討。據我所知,全國各地常有他的熟人到北京家中拜訪他。只要安排得開,他總是熱情接待。在全國各地,他有不少固定的老朋友經常來到北京家中跟他聊大天。比如,江西紅星墾殖場的老場長唐繼章、書記徐文甫、總工李汝慶,湖北羅田的副縣長王宗武,湖南岳陽的老書記李朗秋,還有新疆、黑龍江、廣東、海南墾區的等等。王震的這些老朋友,一見面,都跟他講心里話。王震還經常與身邊的秘書、警衛、醫生、護士、管理員、廚師、保姆聊家常,警衛、護士家里的基本情況,有什么變化,他基本上都知道。他還囑咐他們多接觸社會,了解真實情況,然后跟他嘮嘮。

毛澤東分外看重能否平等待人。早在1938年的《論持久戰》中,他就明確指出:“很多人對于官兵關系、軍民關系弄不好,以為是方法不對,我總告訴他們是根本態度(或根本宗旨)問題,這態度就是尊重士兵和尊重人民……那些認為不是根本態度問題而是技術問題的人,實在是想錯了,應該加以改正才對。”1958年5月20日,毛澤東在八大二次會議上指出:“官氣是一種低級趣味,擺架子、擺資格、不平等待人、看不起人,這是最低級的趣味,這不是高尚的共產主義精神。以普通勞動者的姿態出現,則是一種高級趣味,是高尚的共產主義精神。”王震牢記毛澤東的教導,始終把自己看成勞動人民的一員。他平等待人,絕不是外在的作秀,而是從內心世界觀、價值觀到外在言行十分自然的發散。

正因為王震平等待人、傾心待人,大家也都把他引為傾心的朋友,也都十分愿意跟他講知心話。所以說,王震對全國各界、各地的主要情況和人民群眾的情緒,往往能較早、較準地把握。這就為他在理論與實踐的結合上學懂弄通馬克思主義準備了必要的前提條件。

3.一個純粹的共產黨人

毛主席所說的要做“一個高尚的人,一個純粹的人,一個有道德的人,一個脫離了低級趣味的人,一個有益于人民的人”,實質是要大家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習近平同志在黨的十九大報告中明確要求踐行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根本宗旨。這實質上也是一個純粹共產黨人的標準。

對一個共產黨員來說,不能僅為個人升遷和小家庭過上好日子而活著。一個真正的共產黨員,必須踐行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根本宗旨,以畢生精力為最廣大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而奮斗。如果忘記了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根本宗旨,任何法律、制度和機制體制都會成為擺設,甚至還可能成為為私人謀利或是為小集團利益服務的工具。

什么是最廣大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就是眼前利益與長遠利益、局部利益與全局利益、個人利益與集體利益有機有效的統一。我們決不能只記得眼前、局部和個人利益,而忘記甚至犧牲人民的長遠、全局和集體利益。前些年普遍出現的竭澤而漁、殺雞取卵等不正確的政績觀,完全違背了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根本宗旨和最廣大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

王震不僅真學、真懂、真信馬列,更為重要的是,他照著去做。他的一生,都是在為最廣大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而奮斗。他是一個純粹的共產黨人。

為了全局的勝利,王震甘愿犧牲自己部隊、部門和地區的利益。他本人及其所率的部下,常常吃苦、沖鋒甚至犧牲在前。1944年南下前,毛主席原來的設想是讓三五九旅派一個團長率領一個加強營,護送3000余名干部到廣東擴大敵后抗日根據地。王震深感這次護送干部任務艱巨,當場請求批準他親自前往。他向主席表示:“我全體將士,均抱壯士一去不復返的壯烈決心。”王震率南下支隊先后突破敵人100多道封鎖線,英勇戰斗300余次,途經8個省份,跨越大半個中國,跋涉兩萬里,又勝利重返延安。毛主席很感慨地說:“若換個人,隊伍就可能帶不回來。這是我軍軍史上第二次長征。”

李慎明:懷念王震同志

1938年7月,時任三五九旅旅長兼政委的王震在延安留影

王震也始終把部屬的切身利益掛在心上。進軍新疆、開墾荒原不久,就有了大家都知道的“八千湘女上天山”的故事。開墾北大荒后不久的一個農閑冬季,他又發布了這樣一道奇特的命令:還沒有對象的復轉軍人,每人帶兩個月的糧票和布票,放兩個月的假,回內地老家找媳婦。找不到,算是沒有完成任務,不準回來。來年一開春,北大荒多了不少新媳婦。王震老對此很自豪,曾對我說:“我平生下過的命令有無數個,但對這一個最滿意。”

王震又主張維護群眾應該得到的切身利益。1984年3月3日,王震看到廣播電視部總編室的《情況》中反映,新疆漢族干部不安心留在新疆的原因之一,是經濟負擔較重。1960年,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取消了15%的邊疆津貼,而其他邊疆省區仍有邊疆補貼。新疆的生活補貼是按1953年的物價定的,而物價漲了好幾倍。新疆的漢族干部職工,在內地大都有親人。他們回內地探一次親,一般花費都在1000元左右,但其中報銷的路費僅有200多元。因此,建議恢復邊疆津貼。王震在這份《情況》上批示:“送新疆自治區黨委王恩茂同志,請指定人研究,如何解決,有何意見,盼復我一信以便考慮向中央作建議。”1984年4月19日,王恩茂給王震復信說:“關于恢復邊疆津貼,近幾年來干部群眾呼聲較大,我們也反復進行過研究。鑒于新疆屬邊疆地區,工作和生活條件比較艱苦,漢族干部、職工幾年回內地探親一次花費較多。為鼓勵漢族干部職工安心邊疆,并爭取內地漢族干部繼續支援邊疆,我們意見恢復邊疆津貼比不恢復好。”信中還提出了恢復的幾種具體方案。王震將來信批給國務院有關部門。1988年,中央正式批準新疆恢復邊疆津貼。

王震還高度重視并教育引導人們把人民群眾的長遠和全局利益掛在心上。改革開放后,隨著大批知青返城,從 1980年11月初開始,新疆阿克蘇地區數千名上海支邊青年聚集在阿克蘇市區,沖擊機關,圍攻干部,甚至絕食,要求返回上海。11月15日晚 8點半,王震打電話給新疆維吾爾自治區黨委書記汪鋒說:“我將請求數日內到阿克蘇調研。上海知青是我親自辦理入疆的,我要自始至終對國家的支邊青年依法負責到底。”1981年1月8日,王震飛抵烏魯木齊。14日、16日,王震兩次與來自阿克蘇、庫爾勒、石河子三個墾區的幾十名上海支邊青年代表座談。他不時提出問題,與大家深入交流。不少人談到,主要是因為社會大環境造成的:雷鋒精神“不吃香”了,南泥灣傳統被說成“老黃歷”,共產主義精神也不提了,甚至連愛國主義精神也被淡漠了;部分領導干部把孩子調往內地或安排到非生產單位,搞不正之風,造成極壞影響。弄清了事情的原委,王震既激動又深情地說:“新疆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部分,地大物博,資源豐富,有石油、天然氣、金屬礦藏,煤炭比山西還多,塔里木盆地是全國少有的富油富氣的寶地,還有廣大的土地資源。”“新疆面積占全國的1/6,而人口現在也只占全國的1%多,從內地動員一部分青壯年和知識青年來開發新疆,是正確的,你們進行的事業是光榮的。”“上海青年到新疆已經十七八年了,你們和解放軍、老墾荒隊員一起,用自己的辛勤勞動把過去的荒灘、沙漠、鹽堿沼澤建設成了美好的田園,你們作出了很大的成績嘛!”“你們都是30多歲的人了,都是有一兩個孩子的爸爸媽媽了,還想往自己父母的懷抱里跑,這種精神狀態不行!你們問一問,我們干革命的那時候,有誰想自己的父母,想回家的呀!我們腦袋里裝著人民的利益、國家的前途。你們不能只裝著自己的父母,只裝著回上海。當然,國家也要關心你們的生活,關心你們的實際問題,該解決的又可能解決的還是要解決。你們現在辛苦一些,是為了你們的子孫后代過得好一些。”王震最后說:“我們中華民族是一個有志氣、有理想、有抱負、有能力的民族。過去,我們推翻了三座大山,趕走了帝國主義;今天,我們同樣能建設一個繁榮富強的社會主義國家。我是老了,有生之年不多,把希望寄托給你們年輕人。中華好兒女志在四方,你們要愛社會主義,愛自己的祖國;要有雄心壯志,有遠大抱負,建設好新疆,為四個現代化多作貢獻!”“總之,上海青年要為上海人、為中國人爭氣,要為上海支邊青年留下一篇光榮的歷史。”王震感人肺腑的講話激起了陣陣熱烈的掌聲。至此,上海知青之事漸漸平息。對不安心邊疆的老同志,王震同樣甚至更嚴厲地批評。1981年8月,王震在新疆視察期間,一位當年隨他一道長征后又一起進疆的老同志前來看望他。當王震聽說這位老同志在1974年就調回老家湖南工作后,便劈頭蓋臉地批評說:“你雪山草地都走過了,現在卻當了逃兵,沒出息!你就一定要那么封建,一定要死在家鄉呀?戰爭年代,誰想過自己的骨頭一定要扔哪里喲!哪里不能埋忠骨!我死了不讓你給我送花圈,你死了我也不給你送花圈!”王震越說越火:“西漢的張騫到過新疆,東漢的班超、班超的兒子班勇,清朝的林則徐以及左宗棠,都曾來到新疆。即使這些封建社會的愛國志士,還不畏艱險和路途遙遠,西出陽關來到邊塞,為開發、繁榮和保衛邊疆盡心盡力,我們有的老戰士、老黨員卻開起了小差?”這位老同志被批評得滿面通紅,連聲說:“我錯了,我錯了,我作自我批評!我還有三個孩子在新疆,我向您老保證,我一定教育他們安心新疆,扎根新疆!”王震這才說:“好,咱們一言為定,你一定要將功補過!”

李慎明:懷念王震同志

1956年,時任農墾部部長的王震在農場現場辦公

在正確處理個人與集體利益的關系上,王震始終帶頭把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放在前邊,把自己個人的利益甚至自己的健康直至生命放在后面。在戰爭年代,他為人民的解放曾七次負傷。1957年至1966年這九年間,他有六個春節在北大荒、一個春節在新疆墾區度過。在北大荒的初春,他跟著大家一起趟冰水。當時一個老中醫對他說:“王部長,您年紀大了,這樣不行,到老了,會遭‘報應’。”到了晚年,他多次自嘲說:“哎呀,老中醫說得還真靈,現在往往不知道這腳還長在自己腿上,兩腳木的,腳底像綁了個鐵板一樣難受,很難睡得著。”1980年前后,新疆局勢穩定工作接連出現問題之時,恢復和發展壯大新疆生產建設兵團便成為王震縈繞心頭的一件大事。1981年8月10日至19日,王震和當時任中央書記處書記的王任重,陪同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軍委主席鄧小平到新疆“休假”。這是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后,在短短不到一年的時間內,王震支撐著患了癌癥的病體,第四次巡視新疆。就在臨出發的當天上午,王震在解放軍總醫院做了膀胱鏡檢查,往膀胱里注射了治療癌癥的藥物。那時,王震的心率最快時每分鐘曾達160多次,醫生讓他最少休息半個月。王震深知這次新疆之行的重要,結果下午便出發了。王震陪同鄧小平來到烏魯木齊、石河子、吐魯番等地,與各族干部群眾、農墾戰士、解放軍指戰員廣泛接觸。途中,王震還向鄧小平詳細介紹了新疆的有關情況和自己的一些看法。回到北京后不久,鄧小平在一次中央會議上強調:“新疆生產建設兵團恢復起來確實有必要。組織形式與軍墾農場不同,任務還是黨、政、軍結合。新疆生產建設兵團,就是現在的農墾部隊,是穩定新疆的核心。”

1990年的一天,王老與身邊工作人員結合當時的時政有如下議論:“不能只講人民群眾的眼前利益和局部利益,迎合部分相對落后的群眾,而忽視人民群眾的長遠、全局即根本利益”;“不能只講給人民群眾辦實事,也要教育引導大家,樹立正確的理想信念”;“辦實事,看你辦什么樣的實事啦,扶植資本主義也是辦實事,戈爾巴喬夫也是在辦實事。所辦的實事,要分干革命實事,還是干反革命實事”。

李慎明:懷念王震同志

王震與夫人王季青合影

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就是把最廣大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放在第一位,個人利益放在第二位。當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與個人利益沖突的時候,個人利益服從集體利益。這就是我們通常所說的大公無私。我們所說的大公無私,并不是說不要正當的個人利益。

無私才能無畏。正因如此,王震光明磊落、心底透亮,對馬克思主義、對共產主義、對黨、對人民無限忠誠,對組織、對同志襟懷坦白、光明磊落、表里如一。他不怕鬼、不信邪,疾惡如仇,對各種錯誤言行、對各種錯誤思潮,敢于挺身而出作斗爭,而不是明哲保身,退避三舍,當開明紳士,搞“愛惜羽毛”那一套。有的人,不是沒有馬列主義理論水平和政治鑒別力,而是看出問題,個人利益至上,怕影響自己前途,因而變成“揣著個人私利裝著睡覺而叫不醒的人”。革命、建設和改革開放事業有時遇到的困難,也往往與“揣著個人私利裝著睡覺而叫不醒的人”有關。

王震老去世已經25年了,王震老夫人王季青校長去世也已經11年了。我們這些曾經在你們身邊服務過的工作人員想念你們兩位老人,你們知道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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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惕歷史虛無主義破壞“全民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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